当今的虚构资本、缩小的社会再生产、与中国[1]
洛仁·戈尔德纳著
何师师译、曹浩瀚校

“资本是运动着的矛盾。它一边强制性地将劳动时间降到最低,一边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衡量标准和源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

 

这一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话,点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并简洁的描述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状况:和1914年时一样,为了作为资本而继续存在,资本再次要求对所有现存价值进行贬值,不管这对人类以及生产资料造成多大的毁灭。

实际上,这个情况大约从1970到1973年间起就已经存在了。通过巨大的金字塔式的债务——虚拟资本——堆积,并通过一系列“反趋势”来一边支持这种债务一边缩小社会再生产,全球资本已经推迟了自己的“审判日”,即全面的通货紧缩。

在审视1970/1973年以来40年间发生的具体事件之前,我们先简述一下期间发生的主要转变。在当时,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系统才刚崩溃。世界积累清楚的分成三个区域:1)先进的资本主义(经合组织)国家(美国-欧洲-日本),2)“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经济互助会)3)除中国以外的“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都深深限于西方银行的债务之中,并且在70年代期间变得对其更为依赖。美国和西欧的工人阶级都处于二战后最大的罢工浪潮中。由如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等国所提倡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亚非拉非殖民化的一个变种,在当时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随着70年代中期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邵共和国的葡萄牙殖民地以及“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亲苏政权的独立,这种民族主义达到顶峰;在1976年的索韦托暴动中,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以及后来的1979年)石油危机中的崛起也响应了第三世界的新兴独立,不论多数欧佩克成员国实际上和美国以及美国经济市场有多大的联系和牵扯[3]。

在联合国,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猛烈地抨击西方的经济支配地位。在法国、西班牙以及意大利,“欧洲共产主义”似乎也正处于发展中。受到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渴望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区域大国。当时西方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没有听说过什叶派或者逊尼派;几乎没有人将还处于工业发展初期阶段的亚洲地区“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当回事。中国在当时主要还是独裁政治,且还在遭受“文化大革命”最后的痉挛性剧痛,在世界经济中只是一“无关紧要的数量”。到70年代后期,法国和德国就已经在尝试成立单一的欧洲货币来停止美元波动所带来的冲击,而在当时这种行动还处于第一阶段。南美的南锥地区(阿根廷-智利-巴西-乌拉圭)也处于由美国支持的残酷军事独裁政权之下。

40年后,同时也是在进入“新自由”时代的35年后,我们首先目睹了美国(相对的)衰落。欧盟一直被视作为美国霸权的制衡力量,然而它现在面临着其单一货币垮台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欧盟彻底解体的危机。在美国(即便没有欧洲那么显著),罢工潮在衰退,直到最近的几乎消失[4]。苏维埃集团崩溃,到今天为止还只有波兰和捷克重新取得了并不是很牢固的立足点。随着“四小龙”[5]的完全崛起,以及当前由“社会主义”越南[6]带头的“雁行”其后的雄心勃勃小龙的出现,第三世界也已经支离破碎。在大部分阿拉伯世界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取代了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人口较少,他们自己构成了一个等级,但是他们大量引进的南亚劳动力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地区性定时炸弹。自从1980年以来,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包括非洲[7]和拉美的部分国家人口)就陷入了经济停滞状态。

 

而与此同时,中国则完全与新自由全球改革同步。和其他很多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相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实际上,正如我们将指出的,中国还是新自由全球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详细分析为保持虚拟价值而实行的世界范围的紧缩政策的“平衡表”后后,我们将回头讨论这一事实对于世界革命的实际含义。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失败和重组的时期;在下文中,我们在总结这个时期的“经济”趋势的同时整合进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这可能多少有点主观),最后以一个世界战略展望结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资本就曾经开启过相对长时间的资本贬值时期。当时仅仅只是纸币价值暴跌、弱小资本破产、全面通货紧缩、工人阶级长期失业造成时薪工资下跌等等等都不再能实现必要的资本贬值了,而这些在在整个19世纪一直都是很有效的资本贬值途径。

资本需要通过消灭足够的自身“价值”来重新进行生产,以期取得足够的利润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劳动力、工人以及资本设备遭到毁灭,这些正好属于资本消灭“价值”这一过程的一部分。1914年到1945年间的两场世界大战、20年代短暂的重建运动[8]、30年代的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也都属于这个过程中的部分,而且为1945年到1970/73年的战后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和所有之前的轻度经济衰退一样(马克思研究过的从1817年到1866年间每十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以及从1873年到1896年的“长期紧缩”),资本贬值[9]这一世界性过程将生产和再生产整体移入到一种新的“价值标准”体系或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一种“价值革命”中。资本主义的每一繁荣和衰落阶段(用行话来说是从“高峰到低谷”)都会形成一种建立在此类新标准上的变体,一种从“苹果到橘子”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之前以及之后阶段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不成比例。在19世纪中期新交通模式如运河,铁路以及蒸汽轮船的群聚就是这样的一种变体;在20年代到40年代新的电子器件,化学品以及自动化技术的是另外一种,离当下更近的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通讯以及商品运输(海路和空陆)上的革命.

 

到60年代末,战后经济的繁荣已经将世界资本带入到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不再能够作为商品交换的系统“价值标准”或最低标准。资本和1914年一样但是更为广泛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毁坏是资本贬值和潜在的重新估值运动的必要部分。

随着每个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资本主义周期达到高峰,都会产生虚拟资本。这种虚拟资本由对剩余价值的纸面索取权(paper claims)构成,后者并不对应于任何来自直接生产过程的实际剩余价值,也不对应任何从原始积累中掠夺来的实际资源。撇开在过去20年间猖獗的投机活动不谈,虚拟资本的最初来源是在生产领域自身中产生的贬值的固定资本[10]。资本的这种贬值是由资本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经常性提高。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资本并不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前两卷中说到的那样是“自我规定的价值”,而毋宁说是对财富的纸面权利,是《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的股票(利润)、债券(利息)以及对地租的不同形式的索取权等等

这些是对未来的现金流的索取权,其“价值”并非由“价格/价值”(转型这一)难题直接决定——读者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资本论》第三卷第一部分的这个问题上了,而是由这一现金流在一般可获得的利润率条件下的资本化决定[11]。虚拟资本——它相对于可用来兑现其价值的实际剩余价值来说是虚拟的——犹如炽热的空气在不断膨胀,并不时地从中央银行的反紧缩行动和各种各样的“反趋势”[12]调节措施中获得动力。这团热气也像任何其他资本一样在不断循环,直到它再也不能根据经典的M-C-M’运动兑现其价值为止,而正是这一运动给出了资本的定义[13].。随后的崩溃使这些对财富的索取权大大缩水,使它们与现实的潜在利润率相一致,甚至在新的扩张阶段会低于这一利润率。这就是我们自2008年以来所处的阶段。但是2008年所发生的只是如上指出的长期债务堆积过程的最新的急剧发展阶段,而这种债务堆积过程则掩盖了自从19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缩小的社会再生产的延长——相对于资本主义从萧条中恢复起来的1945-1970/73这一扩张时期来说。

让我们更加仔细的来审视这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对财富的虚拟权利达到了它们在2007年至2008年间的规模而且在经济崩溃五年之后,这些对财富的虚拟索取权仍然存在。当代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在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品、证券化金融、世界范围内股票市场以及私人和商业地产价值、“信用违约互换”“抵押贷款债务”, 金融-房地产以及保险业的“资产通胀”等活动中认出这些权利(title),更别说在这些美国政府的债务在四年之内从十万亿美元增长到了15万亿,以及最近在欧洲日本和中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债权的相应增长。在这些纸面索取权的重压之下,我们在希腊、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街头,以及从当前全世界2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为50%上可以最直观地看到缩小的社会再生产。

几乎没有人到今天还记得在1969年到1979年间[14]的美国公司清偿危机和紧随1968[15]年三月“美元危机”后同一年间美国股票市场35%的跌幅,以及最后美国经济的急剧衰退。这些事件大概都可以看成是二战后经济繁荣发展到末期的信号。尽管有时会出现一些经济反弹的表现,但从此以后世界经济系统就被当今彻底的通货紧缩这一个幽灵所缠绕折磨。信贷危机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之后,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八月暂停了美元黄金的可兑换性,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来将美国经济提升到通货膨胀式的超级繁荣,以此来确保他在1972年连任总统[16]。

 

美元在当时和现在一样都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而美元和黄金支撑之间联系——这是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众所确立的——的断裂助长了虚拟资本泡沫,使这种泡沫呈现出今天这种庞大的模样。

与世界资本市场这些事件同时发生(并有关)的,是1972年到1973年世界石油价格涨了四倍[17]。和2008年一样,在1973年到1974年期间,主要的资本主义政府都在遭受经典凯恩斯式的通货再膨胀,造成经济不景气状况下的物价大涨——“滞胀”。这种通货膨胀到1979年在美国到达了15%的程度,在英国甚至更高。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出现了真正的负利率,这让所有债权人和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大吃苦头,而对债务人反而是一种帮助。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与美国经济交易的过程中,都因为国际收支顺差被迫输入了美国的通货膨胀。随着与伊朗革命紧密联系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在1979年爆发,同年英国撒切尔上台执政,一年后里根在美国上任,美国联邦储备在保罗.沃克尔的带领下将利息率上调至20%来阻止美元外流并中止美国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终于在1979年结束,世界资本进入到了新自由阶段。到1985年为止,撒切尔,密特朗,戈巴乔夫以及邓小平都不约而同的对国家的“社会”方面视而不见,而-对国家的“社会”智能的强调是1945年后的特色。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创造出来是为了转移在“资本主义”这个词上的注意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后[18]期间奥地利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思想中。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世界以另一名字“货币主义”得到推广。尽管本文的大多数潜在读者都非常熟悉这个词以及它的变种,但仍然有必要复习一下“货币主义”这一词汇,从而了解一下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的到今天都尚未消失的影响。尽管在70年代危机的前几年间新自由主义除了在南美南部地区(智利和阿根廷)[19]外还处于边缘位置,但它统治了世界三十多年,其影响还尚未结束。我们也许可以将新自由主义简洁地定义为对可变资本(V)和不变资本(C)[20]的不同毁灭方法,其目标在于以足够的剩余价值(S)支撑不断膨胀的炽热空气——虚拟资本的泡沫。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是1968年后西方收入平等趋势的逆转[21];它统治着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内收入不平等至少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贫富国家之前的差距也比1973年前扩大了不少[22]。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影响包括对社会(the social)的战争,这里的社会指的是战后的福利社会,在其他的语境下指的是“共产主义”;为了短期的掠夺目的而对国家职能的私有化[23];将劳动力转成临时工[24],雇佣更加“灵活”,常常还伴随着源自日本的“准时制生产”(just in time)技术;美国和英国严重的去工业化[25];以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的名义对富人大幅度减税;对创业型小公司大肆鼓吹(很多时候是之前被雇佣的人的自我剥削)以及“高科技”[26]的崛起;对银行,股票交易所以及劳工条件健康和安全相关的国家管制的削减或完全废除;将生产无所顾忌地外包给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废除(一些)关税,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地方和国家间的贸易协定,等等。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还伴随着“文化战争”,而“文化战争”也促进了新自由主义。文化战争中是对1960/1970年代的一种反动,其中诸如堕胎、性教育、避孕、宗教和对达尔文的否定等问题,转移了许多人——包括那些直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的人——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新时期内决定性的开场一击便是加利福尼亚的1978年的第十三号提案。这个法案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反税政策,限定了房产税。这一政策在接下来的30年中让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的全国排名从第一名跌倒了第四十八名。这也是富裕阶层通过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通道转移至低税地带的一个早期表现,而这种转移是通过新兴的大规模的私人“安保”产业执行的.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地区贵族化,这些富裕阶层将普通的劳动人民赶出了城市。“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性上很快就因为1982年出现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巴西和墨西哥首当其冲)而受到了挑战,需要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和债务重组,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很多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而这些国家都因1973年以来石油进口成本增加[27],经济饱受压力。1980年,巴西最大的雇主是钢铁和汽车公司,到2000年,最大的雇主是私营保安公司和麦当劳[28]。新自由主义使二次冷战(Cold War II)升级并且使军费开支增加[29]。它还导致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在这个协议里面,美国强迫日本和德国对货币进行较大幅度的升值从而使它们持有的大量美元贬值,而正是它们持有的美元(债务)支撑着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支持着沃克尔在1979年后实现的高利率政策。新自由主义继续发展,加剧了美国将“相对过剩人口”(带有种族性的标签)关进监狱的问题,这部分人口数目达到了700万人,是今天人口总量的3%[30]。新自由主义也导致了1987年世界股票市场的崩溃。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阿伦.格林斯潘已经从沃克尔手中接手了联邦储备银行。在股票市场崩溃的过程中以及之后,进入了二十年的“格林斯潘对策”时期,对联邦储备银行将提供大规模的信贷发放的确信可以为金融和股票市场的任何低迷构筑一个底部。“自由市场”“小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并不在意使用国家的力量去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买单,这做法在2007年后又以更大规模的形式重复[31]。它(在美国)强行通过了“福利改革”,要求接受福利者以最低的工资做一些杂工而不是单纯的接受一个福利支票。它开创了诸如伊万·波伊斯基(Ivan Boesky)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这类人的风险债券、“杠杆收购[32]”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为了避税,债务被堆积在公司身上,从而迫使公司拆卖资产并将公司规模缩小到只具备一些长期盈利项目;之后“杠杆收购”专家再将公司卖掉用于还清债务,并在数年以后取得大量利益。“杠杠收购”促进了“股东价值”的思想形态,也就是说在公司管理中短期的股票价格胜过其他所有的考量,这种思想也为“旧式经济”——长期投资战略以及研发打开了一扇大门。“杠杆收购”在美国解除了对存款以及贷款银行(S+L)的管制,导致房地产业的信贷狂欢,这个信贷狂欢在80年代末期以5000亿的损失而结束,而这一部分损失最后都由美国政府买单,成为美国政府债务[33]。“垃圾债券”时期也在同一时期结束(尽管它以“私募股权融资”的名字复兴,在今天还仍然存在)。在1990年到1993年间的美国轻度经济衰退中,房屋价格急剧下跌,持有数十亿无法收回的第三世界国家债务[34]的花旗集团等金融机构都摇摇欲坠,直到他们的债务也像S+L 骗局一样,悄悄地被国有化了。

之前在美国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到90年代初已完全被这一新自由主义辞藻所取代,后者在1990年到1993年的经济衰退后,随着克林顿执政而上台。在1997年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以及安东尼.吉登斯用解决市场崩溃的“中间路线”来清除掉了工党“生硬”的无产阶级的工会形象之后,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在大英帝国找到了自己的追随者。以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前高盛的银行家)为首的内阁紧接着马上建议克林顿,急需抑制带有任何社会主义思想的赤字开支,以此来安抚债券市场[35]。克林顿还施加压力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36]。和十五年后奥巴马的改革法案一样,克林顿备受争议且迷宫般复杂的医疗改革意在维持私人医保公司[37]的利益的同时限制医疗成本,而这提案一送到国会就没有通过。克林顿还实行了轻度提高税收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也没有扭转之前12年的税收削减数目[38]。他还推动“严厉打击犯罪”立法,街上安排了100万新的警察。这也是他在扩大就业机会上做出的最直接贡献。在1992年的美国大选之夜,当时还是阿拉斯加州州长的他,监督了一个智障人士死刑的执行,并在之后公开指责杰西·杰克逊,来表明自己不是老式的对死刑和“犯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1996年,在他的重新选举之夜,他废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福利”(“welfare as we know it”),推动工作福利制并实行恢复工作的举措。这是一种价格低廉的选举障眼法,为政府节约了几十亿但是却让几百万单亲母亲做最低时薪的工作,还得面对漫长的通勤时间,让几百万小孩由于父母上班而处于无人照顾之境地。1995年开始,硅谷的“高科技”泡沫开始发胀,伴随着全面的资产暴涨。1995年也是“反广场协议”( reverse Plaza)之年,期间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日本日元开始升值,直到十年后才到达顶点[39].到1996年为止,因为资产暴涨,联邦州以及地方的收益产生了联邦税收的盈余,而且“在我们看来盈余”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劳工市场紧缩到从60年代初就看不到的水平。在那些年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在100个国家进行“机构性调整”项目。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克林顿时期短暂的”形势“好转”的国际大环境。首先,日本“奇迹”在1989年到1990年的股票市场崩溃中结束,日经指数从38000点跌到10000点,并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由此开始了20多年的缓慢增长。这是广场协议激进的重新评估日元价值的结果。日本资本流入美国以及东南亚市场进行疯狂收购[40]。然而升值后的日元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业,而缺乏出口将资本推向房地产投机以及其他形式的资产价格膨胀,其结果是1990年的经济崩溃,而日本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很多日本在美国的投资都成为了坏账。在美国政客、产业和一些商会持续地对日本进行打击的气氛下,日本都被禁止从事其他的生意。除此之外还伴随着贸易和关税之战,而且美国还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扩大军费开支。总而言之,日本资本流入美国是90年代信贷情况等到缓解的一个因素。

克林顿执政时期也见证了1994年的债券市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鹰派的联邦储备局利用几次快速的利率增长来支持债券交易商,造成了几十亿元的损失[41]。1994年也见证了第二次拉美债务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在墨西哥开始,随之陆续在拉美金融市场发生[42]。尽管克林顿政府宣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美国每年增加500亿美元的出口额,但相反在比索跳水后,美国政府被要求为墨西哥债券的美国持有者出台一个5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但是与1997年到1998年间的亚洲危机相比,1994年到1995年间的墨西哥危机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还在几个月前,那些新兴的亚洲“小龙”国家被吹嘘为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成功的案例(持这种观点的包括美国那盲目的意识形态家们,他们把这些高度国家主义的经济体想象为代表着“自由市场”的胜利),然而1997年7月开始的泰国货币贬值像滚雪球一样造成了这些国家短期资本的恐慌性外逃,这些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蛊惑将其汇率自由化,而那些拒绝这一蛊惑的国家(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则幸免于这一危机。到1998年初,南韩、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相继倒下,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为了有资格取得来自国际货币经济组织贷款和其他贷款,南韩等国家不得不同意裁减国家公务员的数量,取消对外国资本并购关键产业的控制;而与此同时,西方的资本家犹如秃鹫般涌入,并用廉价的价格购买这些资本,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杠杆收购[43].。克林顿政府的理论家,后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匆匆到亚洲来监督这个过程,并且阻止了日本企图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来缓解危机的尝试。从那些经济崩盘的亚洲国家逃出的资本回到了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资本市场。

 

对于1989年到1991年间崩溃的那些东方阵营,克林顿政府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当时并没有什么“新马歇尔计划”(也不存在这种计划所需要的资本)[44].。在叶利钦炮轰民选的议会后,美国支持“民主派”的叶利钦上台。美国还煽动寡头来接手控制俄罗斯经济,而这些寡头政治者当时接受着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并将这些钱藏匿在国外。美国的高级顾问监督着俄罗斯经济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很快就达到其高潮——由犯罪分子(大多是苏联克格勃前官员[45])来夺取国家财产。这种对俄国工业和资源的掠夺被1998年间卢布的崩溃短暂地打断。在那些年间,超过半数的俄国人口被迫陷入了贫困。至90年代,一些前苏联中亚共和国的生活标准只能达到之前水平的30%[46]。

1998年秋天还发生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一顶级的对冲基金公司,由华尔街的精英创立并领导,其董事会中有两个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是被俄国的债务违约打乱了阵脚,而且其破产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的潜在影响估计有14000亿美元。纽约联邦储备系统组织了一个紧急周末会议,将所有有关的华尔街银行召集到一起,出台了一个130亿的救市计划来控制危机。这次事件相当于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小型彩排[47]

拉美、亚洲和俄国的金融危机也反弹向了美国经济,而那时的美国正处于1995年到2000间由于高科技”互联网泡沫”和“新经济”所造成的股票市场狂热之中。从国外垮台的金融市场中逃出的资本在升值的美元中看到了安栖之地(继续1995年的“反广场”),看到了股票市场极大飞涨的前景——这种飞涨完全脱离了潜在的利率[48]。建立在虚拟资产通胀上的税收鼓舞了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克林顿及时的卸任,并且卸任时比他在第一次选举为总统时还更具有支持率。2000年春天,“新经济”在互联网泡沫崩溃的时候触底。纳斯达克(高科技公司的股票交易所)指数从5000点跌倒2000点,然后再也没有恢复过。

这正是沃尔玛取代了通用成为美国最大雇主的时期。而在国外危机一个接一个爆发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廉价的“中国制造”,没有(中国)不断增加的低成本出口,几乎无法想象美国社会可取得这种短暂的“金发女孩”经济(“Goldilocks” economy,即还算不错的经济形势——译者注)。在一个劳动力供过于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资金急剧通胀的市场里,这些来自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49],的产品将物价膨胀控制在了低水平[50]。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经有数十个第三世界的经济体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强迫推行的政策[51]所摧毁,它们强迫这些经济体接受廉价的进口产品,这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墨西哥乡村地区带来的影响上可以看出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迫使几百万的墨西哥农村人口离开自己的土地,移民到美国,做着最低时薪(或更少)的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才结束。不为人知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墨西哥犯罪集团崛起的背景。墨西哥犯罪集团从农村地区招收了几千一贫如洗的难民,加入战争,造成5万多人死亡。

前苏联阵营1989-1991年后的经济发展也支撑着“新经济”短暂而平静的日子。最重要的方面是对西方资本来说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投资领域,(因为这些国家有着)更加廉价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以及可以升值的吸引人的城市房地产(布拉格,布达佩斯,克拉科夫,拉脱维亚)。而东欧人和俄国人,尤其是他们的老人,都过着紧紧巴巴甚至更差的日子[52]。大量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移民到西方世界,同样过来的是一些新的犯罪网络。随着寡头控制了传统的有价值的行业,整个工业地区都被关闭或缩小规模。作为其整合入欧盟的折衷方案,德国的统一也付出了代价。几万亿的马克用于德国的重新统一,使德国的利率上升加深了其他西欧地区的经济衰退[53]。德国资本也涌入了东欧,法国和德国的公司迁移到波兰。在波兰,华沙外面的老城市工业地区被破坏[54]。

            尽管“由自由市场中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造成3万亿纸面价值蒸发消失,而且在经济欢欣鼓舞时期所铺设的光缆有98%再也没有使用过,但是2000年的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地方化了。正当乔治.布什在2000秋执政时,所有的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正如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转移了人们对老布什执政下逐渐加深的经济衰退的关注一样,911事件的发生也转移了人们对小布什执政下衰退经济的视线。在2000年到2003年间,美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安然公司[55]、世界通信公司破产,以及“新经济”进一步解体的时期。从高科技繁荣中得到的“红利”也消失了。

正是这时候美国联准会促进房地产发展,将其作为新的群众消费支出,房地产泡沫取代了高科技产业泡沫。拿不到足够薪水的美国工人在债务中越陷越深,开始用他们的房子作为抵押来取得更多的贷款。“证券化金融”—将来自抵押贷款和其他资金的收入来源进行包装,然后被热心的代理以AAA的评级卖给毫无戒心的投资者——自我循环起来,其顶点是次级抵押贷款的疯狂,以及泡沫膨胀的最后几年的房屋建造和销售[56]。直到2008年为止,都是美国消费者大肆花钱的时期,美国消费者从亚洲(越来越多是从中国)购买产品。随之而来的中国出口激增推动了所有原材料提供国的经济发展(澳大利亚,拉丁美洲,非洲)。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为了逃避1982年后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经济的打击,几百万墨西哥人在美国经济繁荣的时候拿着最低工资在美国的建筑工地和肉类包装厂工作。就像5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一贯会出现的情况一样,在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中,国外持有的美元数量开始堆积[57].。美元在2005年贬值,到2008年为止,美国对欧元的汇率从$1兑换1.50欧元降到了$1兑换0.75欧元。

 

美国从亚洲进口的产品从全世界吸收原材料,资金上受到美国国内贷款投机的支持(如之前房屋市场的繁荣所示),国外的贷款使其成为可能,这种三角形式在2007年开始崩溃[58]。这也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后的消费者”来支撑其他部分世界经济并换取不断增长外币债务的最后一个阶段。而这种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70年代。但是这不应该将注意力从更深的结构性危机、从1914-1945年的大规模的价值贬值的变种(不管在细节上有多么的不同,而这里勾勒的整个的历史线条正试图忽略这些细节)中转移开来。正如开头说的那样,“新自由”时期意味着四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破坏真实的生活标准以及真正的固定资产价值,以将这些价值转移成剩余价值,以避免大规模的去杠杆化,而这种去杠杆化的可能性自从70年代以来就一直折磨着美国。

委婉点说,如不考虑到中国的崛起,之前的概览就不可能完整。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2012年9月),世界经济的所有主要区域都进入了一个“减速”时期。在这种时期中,一些人注意到“双底衰退”可能发生,中国也逃脱不了这种状况,甚至还可能领导这种衰退。一些怀疑论的分析家从中国在不容争辩的崛起这一狂热情绪中抽离出来,指出这种情绪和80年代的“日本是第一”“日本处于超车道上”的情绪有相似之处。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在一些重要方面也有类似: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积累的1万四千亿美元回流到美国财政部的国债中;美国政治家们一直争论认为中国的货币价值过高;美国市场大量拥进中国商品(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和8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一样,在中国,不能卖出的房地产大量的累积;给国营企业提供几十亿不良贷款的“僵尸银行”;严重的依赖于食品,油以及原材料的进口;逐步上升的人口老龄化。尽管中国的股票市场没有像日本在1990年一样暴跌75%,但是在过去的四年中也一直在下跌。

 

            在1960年,东亚的GDP占到了世界的5%;而今天,占到了35%。大多数的经济增长量发生在1970/73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这一世界经济动力中无可争辩的转变和文章里的对40多年危机和资本贬值的概述相符呢?尽管在美国军事保护实力之下,南韩和台湾这两个头一批的“小龙”国家崛起并仍然受美国的军事庇护,但是中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它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并且和日本一起,成为这两个地区的投资目标。 40年前,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在美国的托管之下,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这很像冷战期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东西方之间游移一样.   中国也感受到了来自越南和孟加拉共和国的低成本生产的压力,但是它的国外投资和“软贷款”[59]正在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提供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带有严苛条件的贷款之外的选择[60]。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和美国建立“G-2”关系,中国已经和德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来作为进入欧盟市场的突破口[61]。这符合德国在地理政治上利用俄国和中国来平衡美国在欧洲影响的习惯。中国的工厂大规模地聘用德国工程技术人员[62].。德国的工会会员跑到北京,建议中国政府对其高压手段下并由国家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改头换面。中国以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模式在2008年间碰壁;在这之后,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需要一个立足于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德国的组合主义(corporatism)模式和新型的对工人阶级的整合可能正好符合要求。中国人智囊团将德国的崛起作为1914年之前欧洲均势的“局外客”来研究,认为中国在当前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占据类似的位置[63]。

 但是这一类比是错位的。德国的崛起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而且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德国也不得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北大西洋资产阶级”的一员。在概述完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因为篇幅限制,不能对这个危机做一个全面的描述,但是我们将尽力谈到其中的重要事件。2007年3月,对次级贷款提供者新世纪的清算拉开了危机的帷幕,随后6月两只贝尔斯登基金崩溃。同年夏天,据估测所有的衍生品和债务违约互换金金额理论上达到了4万亿。2008年3月,贝尔斯登基金不得不向J.P 摩根公司寻求帮助。“结构化投资机构”开始崩溃,而以前银行通过这些机构可以使债务成为“资产负债外融资”。随着通货紧缩的升级,油价从147美元一桶跳水到107美元一桶。9月7日,美国政府不得不控制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大半官方的抵押贷款债权公司,这两大公司拥有5万四千亿债务。9月14日,随着雷曼兄弟这一拥有158年历史的老牌银行的破产,这场危机演变成了“信用事件“。与此同时,在英国,北岩银行几乎倒台。一向受人尊敬的资产管理集团美林公司不得不被出售给美国银行。曾经冒险进入金融衍生品世界的美国国际集团这一庞大的保险公司也不得不寻求帮助。从9月28号到29号,美国国会在之后由后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美国为首的政府各部门的压力之下,同意出台一个针对华尔街“有毒”资产的7000亿紧急援助计划。在华盛顿互惠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460亿蒸发后,摩根公司也同意接管华盛顿互惠银行。短期资金市场几乎完全停顿。而在之前的16个月间,在华尔街有大量投资的养老基金损失了2万亿美元。

这些只是2008年11月初奥巴马被选为美国总统之前18个月间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奥巴马在2009年1月上任,而这一届政府最显著的特色是由克林顿时期的无耻之徒组成的经济团队,包括哈佛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以及纽约联储的主席盖特纳。奥巴马打电话将华尔街的CEO招到华盛顿,告诉他们“我是你们和愤怒的民众之间唯一的中间人”(I’m the only thing between you and the pitchforks)” 。他后来的作为表明,这正是他的角色:通过对这些华尔街的机构进行温和的管制——而这场危机(似乎)正是这些华尔街的机构们引起的,并徒劳地运用经典凯恩斯主义的“推绳子”(pushing on a string比喻用力用错了方向——译者注)导致上万亿美元的通货再膨胀之后,新自由主义议程在实际上得以完整地保存,

             7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真正轨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2007到2008年的事件中到底顶点。然而四年后,这种新自由主义仍然完整地保留下来,这点甚至都很少用其肤浅的意识形态辞藻去加以掩饰。为了阻止由资本主义的实际动力S/(C+V)(即利润率,译者注)产生的虚拟资本的紧缩,同样的政府、同样的中央银行政策——比起这些来可以追溯至五十年代晚期的那些最初的政策显得相形见绌,还在延续着。   

            经过简短的分析21世纪的地理政治冲突,我们回到之前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美国和相对次要的西方为一方,以中国和新的亚洲资本主义为一方,双方间的冲突有着引发类似1848和1917年的不断革命的同样潜力,前两次不断革命分别由马克思(1848)和帕尔乌斯-托洛茨基(1905-1917)分别做出理论总结[64]:“成熟的”(实际上是过度成熟)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工人阶级革命同崛起的“外围地区”、“薄弱环节”国家的新兴工人阶级互相配合,后者如1848年的德国,1917年的俄国,以及(有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的中国。美中两国在东亚的纷争使我们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从“经济”转向政治方面。

 

         对“亚洲崛起”以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的带有玫瑰色的分析忽视了一些棘手的现实。首先,也许也是最重要的,日本在1914年到1945年之间的大规模资本贬值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下降阶段之前就成功地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工业(和帝国主义)大国。它在1868年后的国家主义发展一直都是所有后来的“四小龙”以及现在的中国的榜样[65]。尽管自1895年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后日本一直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但是自1945年以来日本从来没有摆脱过美国的管制,而且随着最近中国的崛起,它对美国的依赖更加加深。南韩以及台湾是自1914年以来前第三世界国家里仅有的跨过界限进入成熟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能做到这点,首先是因为在1945年以前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引进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再次,自从1945以来,他们一直在美国的保护下,而且美国允许并鼓励他们开展对于工业“腾飞”来说必不可少的“农业改革”,以此来和北朝鲜以及1949年革命后的中国抗衡(实际上美国反对在第三世界的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认真的农业改革)。无论现在和中国经济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台湾和南韩都无法够逃脱美国政治和军事上的支配。实际上,南韩刚刚(2012年9月)和美国签订了一个自由贸易协议,这个协议将对韩国农业产生当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所产生的那种影响。“红色世袭君主制”的北朝鲜直接牵涉到南韩,美国,日本,俄国以及中国,并因为其重新统一对这些国家造成威胁。因为不同原因,后5个国家都不想朝鲜统一。朝鲜问题和台湾尚未解决的地位问题一同构成了美国让东亚地区保持战略平衡的两个杠杆。最后是东亚地区深刻的民主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在欧洲已经被克服)这一问题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直到现在,它妨碍了任何严肃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而这种一体化会对美国的统治地位造成更为统一的威胁。正是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机以及四小龙以及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表明,东亚地区经济的巨大增长正是一个世界性危机的体现。先是从南韩以及台湾,随后从中国等亚洲地区涌出的廉价消费品缓解了美国以及欧洲可变资本的下降:美国和欧洲的工资紧缩状况部分由亚洲地区的廉价生产品得到了补偿[66]。中国国家官僚的需要——这一需要在十年“文革”中被抑制——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需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终致掏空战后繁荣时期的以相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积累模式。

 

              随着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进入2008年后危机的下一个阶段,中国的崛起已经并且将继续成为有用的托词。在美国,每一选举周期时都会出现来自政府和工会官员的排外政策以及对保护主义的呼吁。日本宣称拥有钓鱼岛的主权,这在中国引发了一系列反日骚动。9个国家声称对南中国海[67]可能存在的油田拥有主权,并且越南已经给与美国海军岘港的使用权,而岘港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修建的。尽管美国国防预算是其后十个国家的国防预算总和的八倍,但是中国军事力量一旦有增加的迹象,五角大楼就会公开指责,比如最近中国入列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而才宣布的国“透视亚洲”计划则是对各种重要事务的进一步重新评估;

        但是中国是一个火药桶:每年有10多万起群体性事件,,农民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土地纠纷不断,更不要说2010年让人印象深刻的罢工。这个政权的合法地位自1978年就依赖于每年百分之8到10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所带来的工作机会以及工资增长。中国可能会尝试实行一个有自由工会以及公司委员会的升级版的德国社团主义模式,同时用增加国内消费来取代正在衰落的出口量。但是这条路的阻碍和风险都是巨大的。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倒退之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以及甚至还有美国的工人阶级正在由危机推动着去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

当在西方的这种发酵剂和中国类似的发酵剂相遇的时候,在1848年和1917年间没能实现的那种结合(正如【美国黑人马克思主义者】C.L.R.詹姆斯所说,尽管历史没有转变,1917年仍然是历史的转折点)可能会比1949年“举着红旗的资产阶级革命”更能让世界“颠倒过来”。

 

 

注释:

[1] 原文为《Fictitious Capital and Contracted Social Reproduction Today: China and Permanent Revolution》,Insurgent Notes 第八期2013年。作者戈尔德纳(Loren Goldner)是美国自由撰稿人,他所编辑的独立共产主义网刊是insurgentnotes.com,其他作品在他个人网站Break Their Haughty Powerhome.earthlink.net/~lrgoldner)。

[2] Grundrisse, 1973 ed. p. 706.

[3]  On the recycling of Petrodollars into U.S. capital markets cf.  Michael Hudson, Global Fracture (1977)

[4] This has been modified somewhat in the past year by the Longview (Washington) longshore struggle, the stalemated Verizon strike of summer 2011, the defeated Caterpillar strike and the just-concluded (mid-September 2012) Chicago teachers strike. But for the 40-year period in question, 20% of American workers were involved in strikes or lockouts each year in the 1970’s, and only 0.05% in 2009. Cf. my article “The Sky Is Always Darkest Just Before the Dawn: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 from 2008 to the Eve of Occupy” on the Break Their Haughty Power web site http://home.earthlink.net/~lrgoldner

[5] South Korea joined the OECD in 1996; Taiwan was restricted to “observer status”, under pressure from China.

[6] These also include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7] Africa has 13%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3% of world GDP.

[8] In key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the UK and Germany unemployment rates never fell below 8%. At the same time, in both the US and Germany, major firms engaged in capital-intensive rationalization.

[9] Which also included some importa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1920’s and even in the 1930’s in electronics, chemicals and automobile production.

[10] The “immediate sphe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s of course the subtitle of vol. I of Capital.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e “Hegelian” echoes in the term “immediate”, which means “not yet mediated”, not yet passed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dialectic” to be elevated to the level of “capital in and for itself”. This is indeed Marx’s meaning, and the task of vols. II and III.

[11] “Capitalization” refers to the practice of valuing an asset based on the anticipated profit it will generate, with reference to a “floor”, usually (in recent decades) the current rate of interest on a U.S. Treasury bill. If a $10,000 T-bill pays 2%, a $10,000 corporate bond paying 4% is “capitalized” at e.g. $12,000; a comparable bill paying 1% (or 0.1%, as is the case at this writing) is worth $9,000, and so on. When one considers this concept applied to a 100-year old slum tenement, paid off decades ago and depreciated for tax purposes five times since, but still generating $1 million a year in rental income with minimal expenses for upkeep, the capitalized value  and the “real” value can diverge far more widely.

[12] These include pushing the total wage below the cost of reproducing labor power; the incorporation of labor power from outside the core wage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s in massive recruitment of petty producer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 running down of fixed capital past its full depreciation period; and the looting of nature, as in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strip mining or depletion of soils through agricultural exploitation. All of these amount to “non- replacement” (non-reproduction) or either C (constant capital) or V (variable capital). See my “Fictitious Capital for Beginners:

Imperialism, ‘Anti-Imperialism’, and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Rosa Luxemburg”,

http://home.earthlink.net/~lrgoldner/imperialism.html

 

[13] The movement M-C-M’ is based on the simple M-C-M movement of exchange described in the opening chapters of vol. I of Capital; M-C-M’ is the money thrown into the valorization process by the individual capitalist, in which M’ returns as M expanded by contact with living, exploited labor power. These triadic movements further form the opening section of Vol. II, in which Marx considers circulation from the points of departure of money capital, of production and of the commodity. Finally, in vol. III we find the breakdown of the M-C-M’ movement in the heart of crisis, showing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three volumes to be based on a phenomenology moving from the “simple cell” (the commodity) through to full-blown breakdown of accumulation. The truth is in the whole, the oak is the truth of the acorn (Hegel) and the simple commodity form already implies the breakdown of the system.

[14] This was marked by excess corporate debt (a postwar high of the “debt to equity ratio”), which came under intense pressure with the May 1970 collapse of the Penn Central Railroad, and ensuing near-bankruptcies of such major firms as Lockheed and Rolls Royce. See John Brooks, The Go-Go Years (1971).

[15] Trading in the dollar was suspended for several days at that time, as world foreign exchanges became concerned over the outflow of gold from the U.S, undermining the whole foundation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16] “It was at this juncture (early 1970’s-LG) where the U.S. state itself…jumped onto the bandwagon by fashioning Eurodollar market-based speculation against the inflating U.S. dollar into de facto U.S. government policy. The rapid upward spiking of Eurodollar loans…is indicative of …real capital investment dearth in the moribund US production-centered economy.” Richard Westra, The Evil Axis of Finance. The U.S.-Japan-China Stranglehold on the Global Future (2012) p. 99.

[17] The real basis of this increase is controversial; some explain it by the classical operation of the laws of ground rent (either Ricardian or Marxist); others (cf. S. Artesian in Insurgent Notes Nos. 3 and 4) disagree. Be that as it may, the effect on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was neutralized by agreements of the major exporte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to recycle their “Petrodollars” back into the Western financial system, (Michael Hudson, Global Fracture, 1977), primarily in New York and in U.S. government paper (Treasury Bills), as well 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Western economies. The effect on most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Third World, was not neutralized, resulting in an exponential increase in their foreign indebtedness through the 1970’s and 1980’s, and in the subsequent IMF and World Bank enforced austerity programs.  Meanwhile, the OPEC countries acquired billions of dollars of state-of-the-art weaponry, primarily from the U.S. Hudson’s book  describes both the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main oil producers to recycle “petrodollars” in US capital markets, but also the large-scale acquisition of weaponry and some Western assets by OPEC governments.

[18]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was founded in 1948 by these die-hard anti-Keynesians, who were in the wilderness until the 1970’s “stagflation” era, as well as military dictatorships in Chile and Argentina, gave them their moment. For these “anti-statists”, some states are not as bad as others, a proclivity they had already shown in their 1930’s preference for fascism over “communism”.

[19] Chile, Argentina and Uruguay were the laboratories for neo-liberal policies, under extreme military dictatorships. In Chile, the “Chicago boys” had been preparing for their moment since the mid-1950’s,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small university in Santiago. See T. Moulian, Chile actual : anatomía de un mito, 1997.

[20] Michael Perelman, The Pathology of the U.S. Economy Revisited (2002) not only provides extensive material on the decline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U.S. economy (pp. 80-91) but also shows how the dominant neo-classical paradigm is blind to the very question of material reproduction: “…Keynes must have known that depreciation charges cover the vast majority of all investment…Still, he generally assumed that capital replacement ocurrs automatically when a capital good reaches a certain age…You might wonder why anyone should care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placement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in general. In fact, inadequate replacement investment was one of the keys to the decline of the U.S. economy in during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ibid. p. 114). “…accurate data on the scrapping and upgrading of installed plant and capital do not exist…Over time, more and more capital goods ceased to be very productive, falling into the category of phantom capacity… (in the postwar boom), management gave little indication that it had much of an inclination to maintain a healthy capital stock (ibid. pp. 134-135

[21] From 1945 to 1968,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est and poorest fifth of the populations of OECD countries steadily declined; after 1968, it reversed itself and became greater than prior to the 1930’s depression.

[22] This gap should not obscure the “grey” reality of greatly increased poverty in the “rich” countries and the existence of an important, wealthy “globalized” group in the “poor” countries, as in the cases of China, India, Mexico or Brazil.

[23] With the mantra that “market forces” are always superior to the “state”, these privatizations almost invariably tended to make services more expensive, often followed by bankruptcy and their simple disappearance. Sometimes there was a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as in one example among thousands) the recent case of a Virginia judge whose juvenile court sentenced thousands of teenagers, usually with the most rapid sham trial for the most trivial offense, to a private prison which charged their families serious money for incarceration. In the U.S. invasion of Iraq, thousands of private “consultants” in such burgeoning fields as “security” were performing tasks previously done by military personnel.

[24] On the psychological damage wrought by this casualization, cf. 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1998); though deeply flawed, Robert Putnam’s Bowling Alone (2000) is an arresting presentation of the many forms of enforced solitude in the new organization of labor and society.

[25] Answering skeptics about U.S. de-industrialization, Michael Perelman writes: “”the government data are misleading because they overstate the share of manufacturing in the aggregate economy, because they fail to account for the imports used in production…the government merely tallies the final output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Cf. Perelman, op. cit.,  p. 173. The U.K. went from having 25%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1952 to 2.9% in 2012. Cf. Nicholas Comfort. Surrender. How British Industry Gave Up the Ghost 1952-2012 (2012). For one excellent case study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cf. David Ranney’s study of Chicago, Global Decisions, Local Collisions (2003).

[26] Tom Frank, One market under God :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2000), show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is new constellation in the American counter-culture of the 1960’s, as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revolt against “bureaucracy”.

[27] “…the rise in interest rates savaged third world economies with output dropping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would not be until 1996 that third world output as a whole approached the level it had attained in 1979.” Westra, op. cit. p. 88.

[28] “Between 1980 and 2002, the third world remitted $4.6 trillion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sed in the advanced OECD states.” “(This) “ensured that they would never again be able to attempt full-scale industrialization…and would stay the IMF/WB (World Bank) course since debts forever compound, eliminating possibility of repayment.” Westra, op. cit. p. 100. “Thus, in manufacturing, (TW countries) are rendered little more than cogs in globally dispersed and fragmented value chains.” (p. 104)

[29] Hazy historical memory and America-centric Cold War triumphalism attribut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bloc to Ronald Reagan’s 1980’s vast rearmament. In fact, the Soviet bloc had been sinking into stagnation and torpor since the 1970’s; Emmanuel Todd, in his 1976 La chute finale: essai sur la decomposition du sphere sovietique, had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birth rates in Russia, the empire’s heartland,  had turned negative. Gorbachev, for his part, claimed after his fall that it was the Polish workers’ uprising of 1980-81 that convinced him that the system as it existed was finished.

[30] Either in prison or awaiting trial or on parole. Cf. Christian Parenti, Lockdown America (1999)

[31]  “Small state” neo-liberalism also had its finest mo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ariffs with the so-called Doha Round (2001-2011). Where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had been all too happy to force weaker countries to drop their protection of local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the Doha Round failed (in 2011) because of the refusal of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S.,  to lower tariffs protecting their own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32] The leveraged buyout strategy (LBO) took advantage of an old (1909) corporate tax law which made stock dividends subject to income tax but interest payments on corporate debt tax deductible. Hence the LBO artists were able to shift corporate balance sheets from equity (stock) to debt, claiming a nice tax deduction in the process. Cf, George Anders, Merchants of Debt: KKR and the Mortgaging of American Business (1992) and Connie Bruck, The Predators’ Ball (1988).

[33] “Because of the vast sums of money that the bailout consumed, the government curtailed spending on health,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Perelman op. cit. p. 148)

[34]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s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2012), Third World debt today totals $4 trillion. It has receded from the headlines primarily because, in 90 or 100 national cases, it has been “rationalized” with the principal written off as uncollectible, and the country in thrall to interest-only payments stretching far into the future.

[35] Rubin was a spokesman par excellence for the ascendancy of finance over production in the “New Economy”: Douglas Dowd points out “Corporate profits were more than ten times as high as net interest in 1949; more than five times in 1959; more than two-and-a-half times in 1969; a quarter more in 1979; in 1989 and since corporate profits have been less than net interest.” (quoted in Perelman, op. cit. p. 151) “(Christoper Niggle)…notes that the ratio of the book valu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the GNP of the U.S. was 78.4 in 1960…By 1984, it had reached 107.4.” (ibid. p 158)

[36] A muckraking account of Clinton’s strong-arm campaign to force through NAFTA is in John MacArthur. The Selling of “Free Trade”. (2000). NAFTA more than anything was an abolition of prior Mexican restrictions on capital flows and imports, and quickly threw millions of Mexicans into unemployment.

[37] Health care costs in the U.S., then as now, are higher than in any comparable country, and still leave 45 million people uninsured. Estimates of the additional cost of the “take” of private insurers (HMOs, Health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re on the order of 20-30% of total cost, which amounts to 14% of “GDP”. Obama’s “Affordable Healthcare Act”, legally requires the uninsured to purchase private health care costing more than  $1000 per month for a family of four, or face stiff fines. George Bush Jr. had preceded this gift to the HMOs with a $500 billion gift to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n his loudly-touted subsidies to seniors for their medication. Less touted was the cost-plus prices for these drugs established on a “no bid” basis, as well as other legislat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forbidding states to buy cheaper drugs in Canada.

[38] The tax rates on the wealthiest income strata in the U.S. into the late 1970’s was 52%; today it is 25%.

[39] This “see-saw” of the dollar has followed the business cycle going back to the 1950’s; it amounts to the tossing of the bubble of hot air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U.S. and its creditors. The dollar crisis began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during the Bretton Woods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 after the end of Bretton Woods in 1971-73, the dollar declined against the yen and European currencies. The U.S. balance of payments has been at zero or in surplus only in a few years coming out of recession. As soon as “recovery” kicks in (1975, 1983, 1994, 2003) it goes negative and dollars resume accumulating abroad. It is one manifestation of the “seignorage” privilege of the world reserve currency; the U.S. alone prints the currency in which its massive foreign debts are denominated, and as in the 1970’s (with Germany and Japan) or with Japan (1985) or potentially today with the Asian central banks, led by China, depreciates those debts representing billions of exports to the U.S. As Richard Westra puts it, “…the main villains of the Asian Crisis were really the U.S. itself…By the mid-1990’s bloating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nd private sector borrowing requirements desperately needed monies that were flowing into a Japan-centered economic growth pole…Through the G-7, then, the U.S. sought to correct “misalignments” of major currencies vis a vis the dollar which Treasury Secretary Rubin deemed were not reflective of purportedly strong U.S. economic “fundamentals”…we can concur with Michael Burke that no account of the purported US new econom “boom” can do justice to the question in absence of consideration of the Asian Crisis.”  (op. cit. pp. 132-134)

[40] “Japan’s net foreign assets rose from 10 to 30 percent of GDP between 1990 and 1998…in 1997 and 1998 Japan’s external position of $958 billion and $1.153 trillion respectively is a virtual mirror image of that of the U.S., -$1.066 trillion and -$1.537 trillion respectively.”  Westra op. cit. p. 128.

[41] The bond market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capitalization” described earlier. When general interest rates rise, they immediately lower the value of all bonds paying less than the going rate of interest. The 1994 rate rise left bond dealers, who earn their commissions with a constant turnover,  with large portfolios of such devalued bonds.

[42] After Brazil’s “lost decade” following the 1982 debt crisis, it suffered a second lost decade in the 1990’s. Cf. I. Lesbaupin (coordinator) O Desmonte da Nacao. Balanco do Governo FHC (1999). As elsewhere, neo-liberal policies in Brazil included further upward transfer of wealth in what was already one of the world’s most unequal societies, the fracturing of 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 care, and large-scale sell-off of public assets at bargain-basement prices. In Mexico, “the 30 years 1982-2012 are a single unity, made possible by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PRI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and the PAN (Partido de la Alianza Nacional). This includes selective and massive repression, the disappearance of people, electoral fraud, the change of generation with the arrival of young people with no future who have adapted to a degraded situati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school curriculum eliminat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even in its bourgeois, constitutionalist, liberal, national forms) …” (“Letter from Mexico”, forthcoming in Insurgent Notes No. 7, October 2012). Following the 1982 debt crisis,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Mexican workers and peasants fell by 50%; following the 1994-95 crisis, they fell by another 50%. “The reduction of the wages of Mexican workers was achieve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Pinochet regime, with the sole aim of making Mexico into an international maquiladora center.” (ibid.)

[43] One account among many is Donald Kirk, Korean Crisis. Unraveling of the Miracle in the IMF Era (1999). Under IMF bailout conditions, all candidates for the Korean presidency in December 1997 had to sign off on their commitment to honor the IMF austerity package.

[44] Even a Cold Warrior of impeccable credentials such as Richard Nixon denounced the West’s miserly, vengeful treatment of prostrate Russia after its collapse.

[45] On this, see the article “The Harvard Boys Do Russia”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harvard-boys-do-russia#. The author later wrote a book-length treatment of this Ivy League/ U.S. government/ Wall Street looting condominum: Janine R Wedel, Collision and Collusion: The Strange Case of Western Aid to Eastern Europe (2001). Another member of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was French Mitterand ideologue Jacques Attali, who in 1991 helped found the European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ostensibly to finance the Russian transition, and later resigned under a cloud of scandal.

[46] In the 2006 report The World Economy (2 vols., 2006) of the very official OECD’s Development Center Studies, we learn (p. 25) that as of 1998,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taken as a whole, there had a 25% fall since 1973. Unemployment (p. 133) in western Europe in 1994-1998 averaged 11%,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1930’s.

[47] See Nicholas Dunbar, Inventing money : the story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legends behind it (2000)

[48] Westra, op. cit. p. 81: “…at bottom, globalization is simply a sexed up term for the US transubstantiation into a global economy; a global economy where the U.S. parlays dollar seignorage into a Wall Street-dominat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xis through which it then shapes the world’s material goods production on which it is dependent…”

[49] Cf. the essay of M. Hart-Landsberg et al. “China and the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 Accumulation”, in M. Hart-Landsberg et al. Marxist Perspectives on South Korea in the Global Economy (2007). “…in 2004, China and the US accounted for almost half of the world’s growth…In 2002, China became the largest recipient of FDI in the world…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export activity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pp. 116-117)

[50] Cf. Westra. op. cit.  p. 85: Wal-Mart was “the number one single U.S. employer with 1.3 million workers…by 2003. Wal-Mart sales that year were $256 billion…it wielded a network of 60,000 suppliers in over 55 countries. It is estimated that Wal-Mart brought low price savings to U.S. consumers from 1985 to 2007 to the tune of $287 billion!”

[51] In the The World Economy (2 vols., 2006) (op. cit. ) we learn (p. 25) that as of 1998, in  168 countries totaling one-third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re has been no economic advance since 1980.

[52] From 1985 to 1998, Russia suffered the worst demographic contraction ever recorded in peacetime, during which life expectancy fell one year per year from 65 to 52.

[53] Unemployment (p. 133) in western Europe in 1994-1998 averaged 11%,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1930’s, and had averaged 8-10% through the 80’s and 90’s as a whole.

[54] Cf. David Ost, 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2005) for a portrait of some of these cities, which had provided the shock troops for Solidarnosc in 1980-81, after which the aspiring globalized yuppie class reaped the benefits, both in Poland and as expatriates.

[55] Among many books on Enron, the paradigmatic corporate Ponzi scheme of the Goldilocks “New Economy”, cf. B. McLean/P. Elkind. 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 (2003). Enron perfected the art of concealing debts “off balance sheet” while reporting inflated fictitious profits to boost the company’s stock, which the top executives then secretly sold at their peak, inflicting billions in losses on shareholders, including Enron’s own employees, who received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ir compensation in Enron shares.

[56] Cf. B. McLean/J. Nocera All the Devils Are Here (2010) for material on the sub-prime phenomenon. The expansion of housing in turn fed expansions in furniture and household appliances; it was estimated as the boom peaked that these sectors in concert accounted for 50% of all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U.S., financed by foreign capital (above all European banks), which in turn was caught in the downdraft when the bust began.

[57] The U.S. Federal debt went from $1 trillion to $4 trillion between 1980 and 2000; the U.S., which had been a global creditor since World War I became a net international debtor in 1984; this net indebtedness (dollars held abroad minus U.S. overseas assets) is currently estimated at $5 trillion.

[58] Westra, op. cit. p. 19: “prior to the recent meltdown the U.S. coveted approximately 70 per cent of al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to finance its deficit which constitutes over 1.5% of total global GDP.”

[59]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 prioritize access to raw materials, as in Canada (cf. Financial Times, 10/11/21) ,South Sudanese oil (FT 2/21/12) and Australia (FT, 6/25/12);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Bank lent Venezuela $20 billion in 2010 to secure oil shipments (FT 9/24/12).    Chinese construction firms build in Africa and Asia, and increasingly look to the EU and U.S. markets (FT, 9/14/11); the infrastructure company Sinohydro has projects underway in 55 countries in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FT 1/4/12) and is moving into Europe (FT 1/21-22/12) as for example into UK utilities (FT, 7/18/11); the agribusiness company Cofco bought the Chateau Viaud vineyard in France (Financial Times 2/5-6/12); Chinese banks have lent $75 billion to Latin America since 2005 (FT, 2/16/12); Chinese exporters have tripled their market share in Africa since 2002 (FT, 3/27/12); China’s trade with Africa was $150 billion in 2011,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unemployed are setting up as traders there (FT 5/8/12); it is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eastern Europe (FT 5/18/12);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Foreign Exchange has $300 billion to invest, with a “determination to diversify its investments, especially away from U.S. government debt and the dollar.” (FT 6/12/12). Last but not least, Chinese acquisitions of U.S. assets have already totaled $8 billion in 2012 (FT 8/23/12) and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Bank has $985 billion in assets and operations in 130 countries (FT 8/24/12).

[60] This move into Africa is not without its critics, such as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Jacob Zuma, who said in July (FT 7/20/12) that “Africa’s past economic experience with Europe dictates a need to be cautious…”. after China announced $20 billion in loans to the continent.

[61] See FT, 5/15/12.

[62] Germany in 1922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Rapallo treaty with the Soviet Union to break out of the isolation imposed by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Willy Brandt’s early 1970’s “Ostpolitik” moved (more mildly) in the same direction; Gerhard Schroeder, SPD Chancellor from 1999 to 2005, cultivated close ties with Putin to assure a steady flow of natural gas.

[63] FT, 4/13 and 4/14/2010.

[64] Marx uses the term “permanent revolution” in the 1850 Address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The term refers to the role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a country where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Germany in 1848, Russia in 1905 and 1917) is too weak to fight the ancien regime without enlisting the support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Fourth Estate”. Henc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going beyond the confines of bourgeois demands and making the revolution “permanent”. Trotsky and Parvus deepened the theory in applying it to Russia, well before Trotsky proclaimed himself a Bolshevik in 1917; in my view, it constitutes hi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and can be separated from his later Bolshevism, particularly since prior to 1905 he had already uncannily foreseen the authoritarian trajectory of Bolshevism in his prescient and little-read critiques of Lenin in  Report of the Siberian Delegation (1903) and Our Tasks (1904).

[65] See my text on Asi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868-1930  on the Break Their Haughty Power web site:  http://home.earthlink.net/~lrgoldner/asiamarx.html

[66] This convergence is most concisely stated in the excellent book of Bruno Astarian, Luttes de classes dans la Chine des reformes (1978-2009) (2009), especially pp. 147-152.

[67] These countries include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Taiwan, Brunei, Malaysia and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