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十月革命百年的最邊緣

處於十月革命百年的最邊緣:我們所能斷言的1917年歷史遺産

Loren Goldner

1917那年常讓人聯想到俄國革命,但更為重要的是將此一革命置於自1917年至1921年工人階級的全球鬥爭浪潮(在中國則持續至1927年),該浪潮迫使自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世界大戰為之終止。

這波浪潮包括自1918年至1921年德國革命、自1919年至1920年義大利北部的工廠占領、於1919年在英國出現的全國罷工潮、1919年在匈牙利的革命,和自1919年至1920年在法國的罷工、和自1919年至1923年在西班牙的罷工,乃至於1919年在美國的罷工。

此類鬥爭延續並擴大戰前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IWW)所發動之風潮、及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自1908年至1914年的工聯主義罷工潮,1914年在義大利的「紅色週」,尤其是1905年至1907的俄國革命,在鬥爭中實際找出工人階級,從而將工人委員會和最重要的蘇維埃轉化成歷史議程,而凡此種種皆非理論家的產物。

以上所述僅只是歐洲和美國的浪潮。我們常忘了在1905年至1914年當時如同加劇革命的年代,這包括1906年的伊朗、自1910年至1920年的墨西哥、和1911年的中國,乃至於1909年在印度的一次起義。

該等在半殖民地與殖民地世界的鬥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仍持續,例如在1918年時爆發的日本米騒動,在中國騷動則長期持續,並於1925年至1927年達到高點,以及南非在1922年的(大有問題的)大罷工[1],1922年時,一群左翼軍官在巴西發動政變,鬥爭浪潮在土耳其則持續至1925年,[2]在伊朗建立的吉蘭蘇維埃(the Gilan soviet)共和國,乃至在阿富汗的左翼親蘇維埃政變。

我認為與Herman Gorter、Anton Pannekoek 和 Amadeo Bordiga等人物有關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之德意志-荷蘭變形和義大利變形,是諸多反抗和革命中最重要的歷史遺產

前述二者變形的共同點是他們皆主張工人階級在西方獨立運作,並且不與擁有土地的農民結盟,此與在俄國造就雙元革命(dual revolution)的工人農民聯盟有別。俄國也有同意此一西方思潮者,例如以Gavril Myasnikov為首的工人團體。

(列寧(Vladimir Lenin)和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兩人雖是偉大的戰略家,但他們的理論和慣常做法使得反革命有了起點,在此處評估列寧和托洛斯基的模糊角色只會不適切地使本篇短文長度加倍。)

在世界革命衰退時,左派共產主義思潮遭到俄國本位的第三國際長達數十年的霸權以及史達林主義擴及世界的反革命所埋葬,其中最具象徵者是1921年時克隆斯塔蘇維埃(the Kronstadt soviet)遭到鎮壓。工人階級至多只構成10%的俄國人口,而十月革命原非主戲,卻於新紀元中成了獨挑大梁的重頭戲。

在眾多思潮中,我必須加上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名字。

1919年1月Luxemburg遭殺害時還來不及定義 後1918年時與社會民主完全分道揚鑣的觀點。但她在1905年後就大規模罷工的書寫,和她棄絕國族主義,乃至於她批判政治經濟的二部著作,這些書寫在今日仍與當年一般切中時弊。更遑論世界大戰期間,她獄中書信所展現的卓越人道立場。

我難以苟同左派共產黨(如Otto Rühle)宣稱或其後宣稱布爾什維克革命自第一天起就是個資產階級革命。此一描述在1920年初期時逐步形成,1918年至1921年的俄國內戰時,西方左派共產黨炸毀替俄羅斯白軍運送武器與彈藥的火車。除了蘇維埃短暫的掌權,1917該年代表了俄國農民公社大量擴張,直至1930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集體化,該等公社掌控了俄國98%的領土。[3]

現在看來,前述這些名字和思潮至多如同存於琥珀的化石,他們猶如路標,在今日顯示最好的德意志-荷蘭左派和義大利共產黨左派(Bordiga追隋者)二者間可能的合題(synthesis)。(這涉及了完全認知兩個思潮的分歧。)這些元素中包括了蘇維埃,如地區組織中的工人、失業和退休工人超越個別工作場域中存在的分工,(Bordiga對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過於吹噓的工廠委員會的批判);工人委員會不過是蘇維埃的附屬物;描述1917年俄國「雙元革命」的理論,和堅持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獨立於任何的「跨階級」聯盟。

我也較為傾向Bordiga對蘇聯「過渡至資本主義」(及其衍生物,如現今中國和越南)的描述。

這避免了不容置辯和就我看來較輕率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名稱,同時也去除了托洛斯基者所稱的「工人國家」概念

就以上所述,我們並無一條延續正統的連貫主線以供現今參照,我們有的僅是大綱。新的國際合題仍在進行,這也是其中貢獻。

1917年鉅變後的百年

2017年時,從川普(Donald Trump)、普亭(Vladimir Putin) 、習近平、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莫迪(Narendra Modi) 、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阿薩德(Bashar al-Assad)、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之流的世界,談論緊接在後工人階級興起的世界,或許看似很「不當代」。

然而,要改變如此的沉默,我們只須審視亞洲每年急劇增加的「事件」(如「抗爭」),(在2016年時達到15萬件)其中包括數以千計的罷工,中國尤為如此,越南在過去10年曾發生3至4次的大罷工,在柬埔寨,罷工接踵而來[4];在孟加拉,女姓占絕大多數的紡織廠和製衣出口部門中,罷工和騷亂層出不窮,印度則有發生於馬魯蒂鈴木公司(Maruti Suzuki)的罷工[5]。

我們的任務是在此找尋「不變」,自1848年以來,每次革命風潮皆迫使屬於僱傭勞動的無產階級尋求和運用新的鬥爭方式。若今日的世界是由資本積累所主導,僱傭勞動則是其「沉鬱的陰暗面」 集體可行的主旋律已然遭倒轉而成異化形式,在後1970年代的破碎化策略,即企圖將該階級「優步化」(Uberization),更為其中之最。

遭利潤、金融、房地產(地租)所支配的世界是人類勞動遭濫用的結果,每日遭異化活動糾纏者在斷裂不尋常危機時期才能「自為階級」(class-for-itself),昂首挺立,闊步向前。普法戰爭激發巴黎公社,而1904年至1905年間的日俄戰爭則使俄國和波蘭危機爆發,1918年德國士兵在基爾(Kiel)拒絕枉死和與英國作戰、並發動兵變等等,皆是過往被體系操作逼到走投無路時,工人決意自尋生路的例子。

若是現今出現如同前兩次帝國主義國家世界大戰規模之戰爭,這必然是一場難以名狀的災難,當它回應「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的抉擇時,則是後者出線。現下和長久以來,野蠻一直占了上風。以可悲的美國為例,我們眼見這個「全球最富有的國家」在職災死亡之事領先「先進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企業執行長與工人工資差距的比例自1970年代的40:1躍升成為現今的200或300:1,而工人工資占GDP的比例更跌至1945年戰後的新低。2017年9月的颶風哈維(Harvey)和颶風艾瑪(Irma)更證明了「氣候事件」的加劇,如果我們仍要證據佐證氣候變化確有其事。

然而,(一如共產黨宣言所言)因為我們視共產主義為「在我們眼前展開的真正運動」,故而我們不僅得以指陳前述在亞洲的罷工潮,更可指出自2001年以來在阿根廷的示威,以及2014年Michael Brown遭槍殺後,黑人青年在密蘇里州(Missouri)佛格森市(Ferguson)走上街頭,乃至於法國工人和青年人對破壞該國勞動法的抵抗,而這也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議程,從埃及主要的邁哈萊(Malhalla)紡織廠勞工持續的戰鬥,自2017年3月埃及的麵包騷動,乃至於希臘經年以來對歐盟撙節的罷工和騷動,和南非礦工罷工皆是如此。我們更可舉出2017年初在墨西哥因油價再次上漲而遍及全國的暴烈抵抗,以及越南工人在2017年3月攻擊工廠守衛。[6]這些例子再再證明「老派」鬥爭一息尚存。

藉由我們今日與明日的聯合鬥爭,我們可於十月革命百年清楚認知,它爆發時具有大的1917年至1921年脈胳,而非欣慶它在久遠前所造成的歷史斷裂,從而了解即將到來的工人階級反抗正是 「歷史難題的解答,並理解此一階級自身正是解答」。

[1] 南工罷工者宣傳的口號為「全世界的工人為白人的南非團結起來」。

[2] 見我討論該時期的文章http://breaktheirhaughtypower.org/socialism-in-one-country-before-stalin-and-the-origins-of-reactionary-anti-imperialism-the-case-of-turkey-1917-1925/。

[3] 見我的文章 http://breaktheirhaughtypower.org/the-agrarian-question-in-the-russian-revolution-from-material-community-to-productivism-and-back/。

[4] 見 Art Mean 在 insurgentnotes.com 的新文章。

[5] 見 Kamunist Kranti在Insurgent Notes no. 15, insurgentnotes.com的文章。

[6] 我感謝“Nous sommes les oiseaux de la tempete qui s’annoncent” 部落格所提供的例子和其他: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inbox/15e65efbe9e4d76f。